本期概要

1、飓风登陆期间湍流的地震声学印记

针对传统飞机与气象塔在飓风边界层湍流测量中受限于安全与部署的问题，研究人员基于飓风“艾萨克”的地震声学观测，结合大涡模拟探究替代方案。研究发现，连续次声压可作为风速替代指标，利用压力谱能有效估算百米高度湍流耗散率，为飓风监测提供低成本新手段。

2、2025年缅甸走滑地震电离层扰动的跨圈层耦合与扰动源反演——基于北斗GEO和多GNSS观测

传统GNSS监测电离层易受到时空混叠干扰，本文基于北斗GEO与多GNSS观测分析2025年缅甸M7.9地震的跨圈层耦合特征。研究在震前3天识别出TEC负异常及共轭结构，揭示同震扰动以声波为主且呈东南向不对称传播，证实联合观测能有效捕捉弱异常。

3、InSAR和GPS约束下的川藏交通廊道现今地壳变形与地震危险性

本文综合InSAR与GPS数据获取川藏交通廊道高分辨率三维变形场，分析主要断裂活动性。分析发现，鲜水河断裂折多塘段危险性较低，嘉黎和德登断裂中段地震潜力高，澜沧江与金沙江断裂中段存在地震矩亏损，该研究有助于认识青藏高原变形格局，为重大工程抗震提供参考。

飓风登陆期间湍流的地震声学印记

飓风的演变受飓风边界层（HBL）中湍流的影响，该湍流一般通过飞机和气象塔进行测量。基于对2012年登陆美国的飓风“艾萨克”（Isaac）的分析，研究发现地震声学数据可用于HBL湍流的分析。研究识别出了HBL湍流在次声压和地震位移中的贡献，并结合经气象数据校准的大涡模拟与准静态弹性形变建模，验证了这一发现。湍流压力场的对流速度是这种压力-位移耦合的关键。对于大气研究而言，连续次声压可作为10 m风速的替代指标，且压力谱的惯性子区可用于估算近地层（surface layer）顶部100~200 m范围的湍流耗散率，从而补充了约10 m高处的便携式气象站数据。相关研究发表在2026年8月的Science。

飓风边界层通常指距海面或地面约1~2 km的大气低层，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行星边界层（PBL），其间发生着大气与海洋或陆地表面之间的湍流混合，以及动量、热量和水汽的交换。HBL内的湍流是控制飓风结构及其演变的一个主要因素——湍流的动能向热能的转化（称为耗散加热）是飓风能量收支的一个关键项。目前，HBL湍流的测量在海上主要通过气象飞机和海洋浮标进行，在陆地上主要通过近岸气象塔和雷达进行。然而，出于飞机进入飓风的安全考量以及气象塔部署的限制，可用数据量有限。此外，这些测量在高度和/或持续时间上也存在局限。

研究人员以2012年8月飓风“艾萨克”登陆为例，借助美国地震阵列（USArray）中可移动阵列（TA）台站（配备了次声传感器和地震计）的记录，探索了地震声学台站作为大气科学地表观测站的潜力。利用地震声学仪器监测地表的天然或人为过程是环境地震学的研究重点，其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除了来自地震和火山喷发的瞬态信号外，地震仪还可连续记录源自海洋和大气过程的随机弹性地面位移。这种位移称为背景噪声，由风暴所引发海浪产生的地震信号（即微震）是最普遍的地震背景噪声类型，它们可用于追踪热带风暴及伴随风浪的演变。次声背景噪声由类似过程产生。对于陆基台站而言，微震提供的关于风暴中的远距离过程的信息有限。相比之下，由HBL湍流产生的压力和地震印记代表了原位观测。

图1  2012年飓风“艾萨克”的地震声学观测。（A）飓风路径与观测位置；（B）选定台站的放大视图；（C）地理范围；（D）TA台站的布设情况；（E）来自台站TA.645A的压力与次声数据；（F）与E相同时间范围内，滤波后的地震垂直位移

1. 地震台站记录到飓风登陆

2012年8月28日，飓风“艾萨克”向墨西哥湾沿岸移动，并于当日12:00（UTC，下同）左右增强为1级飓风，随后在8月29日00:00左右发生了短暂的首次登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登陆发生在8小时后，此后飓风“艾萨克”向美国内陆移动，并减弱为热带风暴。

TA台站（编号645A）的气压计数据揭示出飓风“艾萨克”的低压中心，其记录到的最低气压为968 mbar。次声数据记录下了飓风“艾萨克”经过台站时的湍流眼壁、风暴眼以及再次出现的眼壁。地震数据在微震频带（约3~20 s）和大气频带（约20~100 s）显示出明显的特征，这在小波功率谱密度（PSD）分析中得到了证实。大气频带内的垂直位移与湍流压力脉动（pressure fluctuation）之间的高度相似性表明，大气-地表耦合具有近似局部的准静态弹性性质。

图2  地震台站TA.645A处的小波频谱分析。（A）次声数据的表面压力频谱；（B）地震垂直位移频谱；（C）压力与位移之间的相干性

2. HBL湍流的地震印记建模

研究使用Cloud Model 1对HBL湍流进行了三维大涡模拟（LES），其结果为HBL湍流的参数化提供了依据，同时还提供了湍流压力脉动的真实时空相关结构——这是利用地震数据进行弹性结构反演的关键。研究聚焦8月29日00:00前后的1小时时段。在该时段，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的WP-3D飞机从海洋上空获得的机载雷达和下投式探空仪数据，以及陆地上的无线电探空仪数据均可用，这些数据提供了用于LES校准的参考热力学廓线。

LES模拟区域以TA.645A为中心，模拟达到准稳态后，研究人员记录下了1小时的LES输出结果。初步观察发现，在各表面网格点计算的LES压力谱与大气频带内的次声数据相匹配。之后，研究对地表压力载荷的准静态弹性响应进行了建模。初始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弹性响应，并部分验证了LES。同时，利用台站TA.645A的传递函数对弹性响应进行的分析也与建模结果一致。

图3  飓风内部湍流的大涡模拟与地震印记建模。（A）1小时模拟中t=1800 s时的LES表面压力场；（B）1小时模拟中t=1800 s时，弹性响应建模得到的垂直位移；（C）观测到的压力谱以及LES的中值谱；（D）观测与建模得到的位移谱；（E、F、G）水平风速、位温和水汽混合比的廓线

大多数利用大气造成的地震背景噪声进行地下反演的研究均基于Sorrells“震声”源理论，该理论将湍流源理想化为以速度c（如近地表风速）传播的压力波。LES提供了湍流压力场的时空相关结构，研究利用该结构验证了Sorrells理论。结果发现，Sorrells模型是有效的，但是必须使用对流速度（25 m/s，大于此前使用的近地表风速），才能获得对弹性属性的正确深度敏感性。如果使用不正确的速度，如近地表风速或自由流（free stream）速度，会导致深度误差达到2到4倍。

3. 利用次声数据进行风和湍流分析

许多研究致力于测量HBL湍流，如耦合边界层海气传输（CBLAST）实验、佛罗里达海岸监测计划（FCMP）等。相比于飞机和气象塔，地震台站宽频带次声传感器的优势十分明显，其能以40 Hz的采样率连续记录地表压力，使湍流特征的演变分析成为可能。

研究发现，湍流压力脉动的平方根与风速成标度关系，从而为风速提供了一个连续、高频的替代指标。由湍流耗散率量化的耗散加热是飓风演变的一个重要能量来源，研究利用压力谱的惯性子区（inertial subrange）来测量湍流耗散率——先前使用来自气象塔的数据确定。结果表明，所得数值的量级在0.1 m²/s³左右，这与100~200 m高度的气象塔测量结果一致。同时还发现，基于湍流压力脉动的起源，由压力推导出的耗散率对应于地表以上约100~200 m的高度，靠近近地层顶部。这些HBL湍流测量结果补充了气象塔在10 m高处的测量。通过将耗散率在表面层内进行积分，计算出湍流耗散加热在最大风速半径附近达到峰值，约80 W/m²。

在飓风“艾萨克”过境期间，其他台站的湍流压力谱表明，在相似的周期带内，可能会出现不同于湍流-湍流相互作用机制的谱斜率。这些异常可能归因于其他机制，或者说明湍流具有各向异性。尽管如此，湍流压力统计量仍然代表了HBL中的湍流耗散率和风速。未来需要与气象数据集进行进一步对比，以确立一般PBL条件下次声数据与大气变量之间的对应关系。

图4  用于风速和湍流分析的次声数据。（A）压力脉动作为风速的替代指标；（B）由压力谱的惯性子区估算的耗散率

研究证实，次声传感器可作为声学与大气监测的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选择。除次声数据外，若使用地震数据则需要了解台站所在位置的地下弹性结构，这可以通过压力-位移传递函数和估算的对流速度获得。利用TA台站及类似多仪器地震声学网络多年积累的连续数据，可以研究大气和地表条件对湍流的影响，研究结果将为湍流模型提供参考。

来源：Ji Q, Dey I, Dunham E M. Turbulent seismoacoustic imprints during a hurricane landfall. Science, 2026, 393(6811): 628-632.

2025年缅甸走滑地震电离层扰动的跨圈层耦合与扰动源反演——基于北斗GEO和多GNSS观测

研究人员聚焦2025年缅甸M7.9地震，采用中国大陆构造环境监测网络的北斗地球静止轨道（GEO）卫星观测数据和多系统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数据，在岩石圈-大气层-电离层耦合（LAIC）框架下分析了震前电离层异常和同震电离层扰动（CID）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采用移动四分位距法，结合F10.7太阳射电通量等日地环境参数，在地震发生前三天识别出与孕震区相关的总电子含量（TEC）负异常。该TEC异常的赤道共轭结构与岩石圈、大气层和电离层之间可能存在的多路径耦合情景一致。基于小波变换和带通滤波提取的CID信号表明，在更广泛的声重波（AGW）响应中，CID主要表现为2～8 mHz频带内的类声波扰动，以约1.2 km/s的速度传播，并呈现出东南方向的不对称模式。研究提出了一种用于确定电离层表观扰动源位置的空间密度加权方法，所得结果表明，断层走滑运动、地磁场几何形态和赤道电集流可能共同影响扰动能量分布。分析表明，北斗GEO卫星与多系统GNSS的结合提高了捕捉电离层弱异常信号和同震扰动快速演化过程的能力。这些观测为分析大型走滑地震可能涉及的LAIC过程提供了更多约束，但在将研究结果推广应用到地震监测之前，仍需开展更广泛的统计验证。相关研究发表在2026年9月的Geophysical Journal International。

LAIC机制是地震前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其核心认识是：孕震区应力积累引起的地表物理和化学异常可能通过电磁辐射、AGW和气溶胶扩散等路径影响电离层等离子体分布。传统GPS/GNSS的TEC监测主要依赖中地球轨道（MEO）卫星，其电离层穿刺点（IPP）在地面上方快速移动，易产生时空混叠，难以区分异常的时间演化与空间梯度。同时，在高太阳活动期，增强的背景噪声还会进一步降低异常信号的信噪比。此外，低纬度地区白天的赤道电集流（EEJ）和E×B喷泉效应会形成赤道电离异常（EIA），其背景结构及相关等离子体漂移会显著影响地震相关电离层扰动的传播与振幅。

近年来，北斗GEO卫星的组网运行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途径。北斗GEO卫星具有固定IPP，可对特定区域的TEC进行连续监测，有效减少了空间采样误差，适合提取震前弱异常信号和追踪同震电离层扰动。2025年3月28日，缅甸M7.9地震发生在地壳变形强烈、强震频繁的实皆右旋走滑断裂系统，这为研究与板块边界走滑地震相关的LAIC过程提供了独特机遇。

研究综合北斗GEO与多系统GNSS观测，分析了此次地震的震前电离层异常及同震电离层扰动特征。在震前阶段，采用移动四分位距法并结合太阳和地磁活动参数识别TEC异常。在同震阶段，利用小波分析和带通滤波提取扰动信号，分析其频谱、传播速度及方位非对称性。之后，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密度加权网格搜索反演表观扰动源位置，并比较北斗GEO与多系统GNSS观测的互补作用。

1. 震前电离层异常

3月25日（震前3天），在太阳和地磁条件稳定的情况下，9个固定IPP于12:00 UT前后几乎同时出现显著TEC负异常，最低值比中位数低2.5 TECU。基于JPL全球电离层图的分析显示，异常集中于缅甸震中附近，覆盖约50万平方千米。三种阈值方法均在多个固定IPP上识别出一致的负偏离，说明主要特征未随阈值定义的改变而消失。

TEC异常持续约10 h：06:00 UT，孕震区东南象限出现正异常；08:00 UT，震中南侧出现新的正异常核，东北象限出现负异常；10:00 UT，形成跨赤道共轭负异常及赤道正异常带；12:00 UT，异常开始衰减；16:00 UT，异常完全消散。整体而言，呈现出“正负交替—共轭响应—衰减”序列。在3月28日地磁平静参考时段，没有相似的共轭负TEC耗减结构，因此仍需更长非震时段数据和更大震例样本，以验证其发生率。

图1  2025年3月25日JPL全球电离层图（GIM）的TEC异常分布。绿色五角星表示地震震中，黑色五角星表示震中的地磁共轭点，黑色实线表示磁赤道，虚线椭圆表示用于划定区域对比范围的Dobrovolsky孕震半径

2. 同震电离层扰动

震中附近3个北斗GEO IPP的差分TEC小波功率谱均在2～8 mHz频带出现明显能量集中，这种集中约在主震后9～10 min开始。距离震中最近的YNGM测站能量最强，持续超过30 min，较远的YNWS测站信号较弱，持续时间较短。

首个CID约在主震后9 min被探测到。北斗GEO和多系统GNSS时距图显示，扰动以约1.2 km/s的稳定速度传播，这更符合声波主导而非重力波主导的响应。此外，扰动在距震中400 km范围内仍较明显。GPS、北斗和Galileo清楚记录到该事件，峰值振幅约0.4～0.5 TECU，GLONASS信号较弱，峰值约0.1 TECU。

图2  （a）地震位置分布；（b）YNWS、YNSM和YNGM测站北斗5号GEO卫星去趋势TEC时间序列（未经带通滤波）及其小波功率谱；（c）基于2～8 mHz带通滤波TEC数据获得的北斗5号GEO卫星CID时距图

3. 同震电离层扰动的非对称性

方位分析显示，CID在东南方向（方位角90°～150°）最为显著。06:29～06:31，东南方向率先出现最低约−0.5 TECU的强负异常，西北方向仅出现约+0.15 TECU的较弱正异常，这表明CID具有明显的各向异性。

图3  基于北斗GEO卫星所解算TEC数据的CID点的方位角分布

东南向能量集中可能由三类因素共同控制：走滑地震以水平剪切运动为主，可在垂直于断层的方向产生更显著的地表位移和应力变化，从而激发更强的AGW；震中磁偏角约为东偏2.42°，有利于能量沿地磁力线向东南传播；地震位于赤道电离异常区附近，白天向东的赤道电集流驱动等离子体东移，叠加AGW的稀疏效应，使东南方向的负异常更加显著。

4. 扰动源反演与两类观测的互补作用

网格搜索表明，当水平传播速度取1.21 km/s时，定位误差最小，此刻走时残差的加权标准差为21.5 s。最优表观源位于96.1°E、21.6°N，相对实际震中向东南偏移31.8 km。空间密度加权显著减弱了IPP分布不均造成的偏差，避免了传统网格搜索在高度非均匀采样条件下可能产生的数千公里的不合理偏移。

鉴于该走滑地震破裂长度达数百千米，且电离层响应包含时空积分效应，几十千米的偏移在物理上是合理的。这一位置应理解为电离层扰动能量的表观质心，而不是地震的精确成核点。反演得到的最佳水平传播速度（1.21 km/s）表明，该CID由地震激发的AGW中的声波主导。

图4  CID的补充观测，显示TEC随时间和方位角的变化

北斗GEO固定IPP更适于识别时间相干的TEC异常，并限定CID的起始时间和波形演化。多系统GNSS覆盖更广、移动IPP更密集，适于重建同震扰动场的空间范围、方位非对称性和传播几何特征。两类数据在到时、速度和东南向能量集中方面相互一致，支持了所探测到的同震扰动模式在区域尺度上的一致性。

5. 讨论

震前TEC异常呈现出的“正负交替—共轭响应—衰减”序列可能由多种LAIC路径的共同作用所致，如准静态电场、AGW等。中尺度电离层行扰（MSTID）的速度通常仅100～300 m/s，赤道等离子体泡（EPB）多发生在日落后，太阳耀斑多产生大范围一致的TEC增强，这些特征均不同于本次当地白天、约1.2 km/s且邻近震中的扰动。此外，F10.7太阳射电通量等也未显示出相应突变。因此认为，观测到的CID主要属于地震激发的、以声波为主的扰动。

研究局限在于测站方位覆盖有限、仅聚焦一次大型走滑地震，且GNSS-TEC不能独立约束垂向等离子体响应和中性大气扰动。研究结果应被视为电离层观测约束，而非完整LAIC链条的独立证据。未来应增加其他补充测量，在更广泛地震类型和震级进行机制检验，更全面地约束对LAIC的解释。

来源：Chen J, Xiong P, Ruan Q, et al. Cross-sphere coupling and source inversion of ionospheric disturbances associated with the 2025 Myanmar strike-slip earthquake from BeiDou GEO and multi-GNSS observations. Geophysical Journal International, 2026, 246(3): ggag294.

InSAR和GPS约束下的川藏交通廊道现今地壳变形与地震危险性

川藏交通廊道（STTC）是中国目前正在规划和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基础设施工程，其穿越多条具有频繁地震活动历史的活动断裂。因此，评估STTC沿线断裂的活动性和地震危险性十分必要。研究人员综合干涉合成孔径雷达（InSAR）和全球定位系统（GPS）资料，获取了该廊道沿线的高分辨率三维变形场。分析表明，显著变形主要集中在鲜水河断裂和东喜马拉雅构造结一带，其他地区变形较为分散。鲜水河断裂和理塘断裂表现为左旋剪切，滑动速率分别为10.2±0.9 mm/yr和0.6±0.5 mm/yr。研究区内其他断裂主要表现为右旋剪切，其中金沙江断裂滑动速率相对较高，为2.5±0.5 mm/yr，其余断裂滑动速率相近，约为1 mm/yr。不同块体之间的差异性运动导致主要断裂的活动程度不同，而这些断裂调节了STTC区域内的大部分应变。综合地震矩平衡和地震分布的分析发现：鲜水河断裂折多塘段的地震危险性相对较低；嘉黎断裂和德登断裂的中段具有较高地震潜力；澜沧江断裂和金沙江断裂的中段存在地震矩亏损，未来可能发生M_w 6.4和M_w 6.5地震。该研究有助于认识青藏高原变形格局，并为包括STTC在内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的抗震设防提供参考。相关研究发表在2026年8月的Bulletin of the Seis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STTC是中国西部开发的重大战略基础设施工程，全长约1800 km，穿越青藏高原多个活动构造单元及至少10条活动断裂。受印度-欧亚板块碰撞及青藏高原向东挤出的共同影响，STTC沿线地壳变形强烈，活动断裂密集，1900年以来发生过多次强震，对重大工程安全构成了显著威胁。因此，认识STTC沿线主要活动断裂的现今活动性、应变积累及地震危险性十分重要。

传统地面观测受高山峡谷地形限制，难以实现大范围连续监测。InSAR具有高空间分辨率，但只能获取视线向一维形变，而GPS可精确测量三维地壳运动，但站点分布较稀疏。二者融合能够获得统一参考框架下的高分辨率三维变形场，为揭示区域变形格局、约束断层活动参数和评估地震危险性提供关键支撑。

图1  STTC的构造背景。（a）研究区位置；（b）研究区历史地震与活动断裂；（c）STTC经过区域的地形剖面图

研究综合2014年10月至2020年4月的多轨Sentinel-1 InSAR影像与GPS观测资料，反演获得STTC沿线高分辨率三维形变场，并进一步计算得到应变率场。通过构建12条垂直于断层的剖面，将水平形变分解至断层平行和垂直方向，然后采用二维位错模型和贝叶斯-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Bayesian-MCMC）反演方法，获得主要断裂的滑动速率与锁固深度。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强震记录估算地震矩的积累与释放，评估沿线主要断裂的地震危险性。

1. 三维形变与应变分布

三维形变场显示，不同构造块体间的差异性运动显著。研究区西部的向东运动速率高于东部，表明存在区域挤压分量，这导致了鲜水河断裂显著的左旋滑动。嘉黎断裂以西区域向北运动，以东区域明显向南运动，形成显著的右旋剪切。此外，还发现垂向形变与区域断裂具有空间相关性：鲜水河断裂东南部、羌塘块体东部和嘉黎断裂中段显著隆升，速率高达5 mm/yr，而雅鲁藏布江断裂和华南块体则呈沉降趋势。

应变率场显示，鲜水河断裂和东喜马拉雅构造结存在明显的应变局部化，其中鲜水河断裂的剪切应变带宽约30 km。对于鲜水河断裂和东喜马拉雅构造结之间的区域，其形变的一部分由理塘、巴塘和澜沧江等块体内部的断裂调节，另一部分分布在此前未识别出断裂的区域。总体而言，研究区形变呈东西向挤压、南北向伸展的模式。其中，挤压方向整体呈顺时针旋转。

图2  基于InSAR和GPS的STTC三维形变场。（a）东向分量；（b）北向分量；（c）垂向分量

膨胀应变率与历史地震震源机制大体一致，其中，伸展区以正断层型地震为主，挤压区以逆断层型地震为主。旋转应变率显示，鲜水河断裂和理塘断裂为左旋滑动，其余断裂为右旋滑动。与青藏高原其他以挤压变形为主的区域不同，STTC部分区域存在明显伸展，尤其是巴塘断裂与理塘断裂交汇处以及字嘎寺-德钦（Zigasi-Deqin）断裂附近，曾发生多次正断层型地震，反映出孕震环境的复杂性。

图3  由三维形变场获得的STTC应变率场。（a）最大剪切应变率；（b）膨胀应变率；（c）旋转应变率

2. 断层滑动与锁固

滑动速率反演结果表明：鲜水河断裂折多塘段的左旋滑动速率为10.2±0.9 mm/yr，理塘断裂（理塘段）的左旋滑动速率为0.6±0.5 mm/yr；金沙江断裂的右旋滑动速率为2.5±0.5 mm/yr，其余断裂的右旋滑动速率约为1 mm/yr。鲜水河断裂折多塘段、巴塘断裂、金沙江断裂中段、德登断裂、澜沧江断裂中段和怒江断裂邦达段的锁固深度较大，约为15 km。

STTC沿线主要断裂总体以地壳缩短为主。此外，新津断裂、德登断裂、嘉黎断裂中段和雅鲁藏布江断裂朗县段的缩短速率相对较大，最高达到4.9±1.8 mm/yr。金沙江断裂中段的缩短速率相对较小，为1.1±0.3 mm/yr。地壳伸展作用主要被字嘎寺-德钦断裂吸收，伸展速率为2.4±0.4 mm/yr。

图4  断层平行方向的三维形变的水平分量。（a-l）分别表示与STTC相交的不同断层段，Vs为走滑速率，左旋为正，d为锁固深度

3. 地震危险性

鲜水河断裂折多塘段的地震矩累积速率约为1.19×10¹⁷ N·m/yr，自1955年地震以来，该段积累地震矩0.08×10²⁰ N·m，已释放1.97×10²⁰ N·m，表明存在地震矩盈余。虽然该段活动性高，但1955年M 7.5地震已释放大量能量，因此目前再次发生大地震的概率相对较低。理塘断裂（理塘段）、巴塘断裂和边坝-洛隆断裂中段的地震矩累积速率均低于1.0×10¹⁷ N·m/yr，对STTC的影响可能有限。

嘉黎断裂中段的地震矩累积速率为2.86×10¹⁷ N·m/yr，该段地震复发间隔较长，迄今没有大地震记录，且中小地震分布较稀疏。德登断裂的地震矩累积速率为4.87×10¹⁷ N·m/yr，同样没有大地震记录，可能存在显著地震矩亏损。综合判断认为，嘉黎断裂中段和德登断裂具有明显地震潜力。

澜沧江断裂中段自1920年以来积累地震矩0.07×10²⁰ N·m，历史地震共释放0.03×10²⁰ N·m，当前亏损0.04×10²⁰ N·m，相当于一次Mw 6.4地震。金沙江断裂中段已释放地震矩0.15×10²⁰ N·m，目前存在0.07×10²⁰ N·m的亏损，相当于一次M_w 6.5地震。这两段较高的地震潜力表明，STTC建设应采取适当工程设计，以降低风险。

图5  STTC的区域地震活动性。红色实心圆表示与STTC相交断层段上的历史强震（M≥6），白色圆圈表示1970—2022年的中小地震（M＜6）

4. 构造解释与不确定性

对比发现，多数滑动速率与既有GPS或地质分析结果一致，部分差异可能来自数据源、反演方法或采样位置的影响。在构造运动学方面，不同块体总体表现出向东平移和顺时针旋转的特征，块体间的差异性运动由块体边界变形和沿活动断裂的内部变形共同调节。

基于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的综合分析，研究推断相对较弱的下地壳可能驱动了上地壳的分布式形变，从而促成了STTC地区复杂的构造变形模式。此外，地震危险性分析还受地震震级、断层长度等输入参数不确定性的影响。

来源：Xu X X, Ji L Y, Liu C J, et al. Present-day crustal deformation and seismic hazard of the Sichuan-Tibet Transportation Corridor constrained by InSAR and GPS. Bulletin of the Seis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26.

主送：中国地震局领导  

编发：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